消防官兵的严重伤亡,成为天津“8·12”爆炸事故的最大焦点之一。在讨论如何减少救火时消防人员的伤亡时,消防员职业化的建议也成为舆论焦点。但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目前采取的现役消防部队与专职消防队并存的模式,要比消防员职业化的模式更加合理

法治周末记者 蒲晓磊

截至8月17日9时,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已致114人遇难,其中确认身份的遇难消防员39人,失联消防员64人。两数字相加,超过2005年至2014年我国消防员死亡数量总和。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杜兰萍称:“这是新中国以来消防官兵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

消防官兵的严重伤亡,成为天津“8·12”爆炸事故的最大焦点之一。在讨论如何减少救火时消防人员的伤亡时,消防员职业化的建议也成为舆论焦点。

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蓝豹救援队队员周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目前采取的现役消防部队与专职消防队并存的模式,要比消防员职业化的模式更加合 理。在当前模式下,由消防部门指导专职消防队的业务开展,能发挥专职队的属地优势与消防队的专业优势,既能及时处置小型灾情,又能在大灾大难来临时,在统 一领导下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强力救援力量。

“消防职业化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与减少伤亡。就我们平时的经验来看,许多火灾其实是人们疏于防火造成的,如乱拉乱接电线、乱扔烟头、疏于管理等。我认为,消防效果更好的无疑是‘防’而非‘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周寅对记者说。

“损失降到最低的必然选择”

随着救援的深入,消防官兵遇难的数字也在逐渐上升。由于距离爆炸物距离过近,很多参与到灭火的救援人员,没能躲过接连而来的两次爆炸。

“受伤最重的是消防官兵。”天津市泰达医院肾内科医生李青说,送来的部分消防官兵全身烧焦、血肉模糊,“要不是身上残留的消防制服,根本看不出是消防队员”。个别消防队员送来时,已没有生命体征。

有舆论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指挥不当,认为在不清楚危险品的情况下,盲目进入是导致此次悲剧的主要原因。

对于救援处置程序是否存在失当之处的疑问,13日下午4时左右,身处救援指挥一线的公安部消防局宣传处副处长雷进德对媒体表示,处置危化物火灾有一整套科学程序,天津爆炸事故的现场处置程序“肯定是科学的”。

周 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在讨论“消防队该不该进场”这个话题时,首先应当了解整个流程:群众报警——指挥中心接警——根据报警情况调派辖区中队 赶赴现场——中队到场后对灾情进行评估,向指挥中心汇报是否要求增援,并组织灭火——指挥中心收到要求后,调派相应增援力量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 指挥。

“第一次接警是火警,那么消防队进场理所应当,快速处置灾情,避免灾情扩大,是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周寅说。

事实上,对于危险品的情况,消防人员起初并不知情。

一位第二批到达现场的消防队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最初接警的时候,只知道是集装箱着火,到现场用消防水炮灭了2到5分钟之后,领导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不对,就让大家往后撤,但就在这时,爆炸发生了。“我们到现场,从开始灭火,到发生爆炸,一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周寅认为,火灾发生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数百米,如果不在第一时间扑救,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摆在消防员面前有两个选择:进场灭火,可能会爆炸,消防员会伤亡;不进场任其燃烧,肯定会爆炸,还会危及周边群众安全。作为指挥员,第一时间把灾害事故损失降到最低是必然选择。

“当时就想把火灭掉,没想那么多,现场还有很多群众。”一名参与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灭火扑救受伤的消防队员事后对记者说。

消防员职业化探索并不顺畅

与牺牲数字一样刺眼的是年龄。在此次爆炸事故遇难的消防队员中,最小的只有18岁。在梳理以往的资料时也不难发现,“年轻”几乎成为牺牲的消防战士的关键词。据2013年《人民公安》公开数据,2006年以来,全国牺牲的消防官兵平均年龄24岁,最小仅为18岁。

过多的伤亡和过低的年龄,在天津瑞海国际仓库爆炸事件中再次被关注。消防员职业化的话题,也再次被提及。

今年3月,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各民主党派、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中,多份提案对消防员职业化建设给予了关注。农工民主党的《关于推行消防员职业化的提案》、 九三学社中央的《关于加快推进消防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钟杰的《关于尽快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科学化消防队伍的提案》都呼吁加强消防员职 业化建设。

周寅认为,要谈消防员职业化,需要先了解两个问题:我国的消防体制和消防员职业化的目的。

在我国的消防体系中,消防力量包括武警消防部队、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和企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

在周寅看来,职业制消防员并不能保证有着消防部队那样的纪律性,即使收入再高,也很难有人去选择从事消防工作,特别是在面对灭火、抢险救援这样直接冲在一线的高危情况时,这样会大大降低抢险救援的能力。

“救 火是高风险性工作,执行军事条令的现役制消防部队肯定更具执行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除了战斗力较弱,在制度上,也有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役制 消防员费用由国防经费承担,而专职消防员、合同制消防员所产生的费用则需要地方政府承担,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保证充足经费,需要制度设计。

在现实中,消防员职业化的探索也并不顺畅。

早在1984年,深圳就探索消防员职业化改革。但没过多久,职业化的“后遗症”就出现。因为消防员归入公务员编制,地方财政每年至少要支出一亿元,财政压力加大。同时,公务员消防员不像现役制消防员那样退伍转业,导致人员更新困难,年龄结构老化严重。

据媒体报道,更为难堪的是,深圳发生火灾时,当地公安编制的消防队员们畏缩不前,而紧急从外地调来的公安现役支队士兵却像打仗一般冒死突击。

2008年7月,深圳公安消防支队终于下定决心,重新引进现役官兵参与深圳消防工作。2009年,深圳再次改革消防制度,首创“消”“防”分离,保留公务员编制的消防民警,负责消防监督管理,消防官兵负责灭火救援工作。

“我认为,消防员职业化未必比现在的模式更合理。由消防部门指导其业务开展,能发挥专职队的属地优势与消防队的专业优势,既能及时处置小型灾情,又能在大灾大难来临时,在统一领导下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强力救援力量。”周寅说。

在周寅看来,消防员职业化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与减少伤亡,要做到这一点,效果更好的是“防”而非“消”。

“许多火灾其实是人们疏于防火造成的,如乱拉乱接电线、乱扔烟头、疏于管理等,但往往出事之后,灭火的责任被夸大,这样的做法有点本末倒置。我认为,消防效果更好的无疑是‘防’而非‘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周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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